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的教育藍皮書——《中國教育發(fā)展報告（2014）》發(fā)布，其中一項“2013年公眾教育滿意度調查”顯示，全國5萬余名受訪者最不滿意的是“教育公平”。

　　對此，有一些論者認為調查方式并不科學，只是通過網絡。但不能回避的一個事實是，有5萬網友參與調查，這至少表明，參與調查的受訪者，是對教育公平有嚴重不滿情緒的，也許調查結果不如直接找教師、學生、家長、社會人士進行問卷調查、入戶調查那么準確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公眾對教育公平的意見。

　　還有一些教育官員，對這一結果也頗為“不滿”，在他們看來，這些年的教育公平已經做得不錯了，為何還有那么多人不滿意、總挑刺呢？甚至認為這種不滿情緒是不理性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我國政府部門近年來為推進教育公平確實做了不少事，而老百姓對教育公平的追求也確實沒有止境，因為教育公平本來就是基本的公平。

　　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，受教育者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，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也越來越強，社會也對不公平越來越敏感，如果政府官員還以恩賜的心態(tài)來對待受教育者的權利，將很難辦出令老百姓滿意的教育。甚至可以說，也許政府部門已經給自己的表現打了滿分，而在老百姓那里很可能不及格。當前已經到了全面清理制造不平等的制度的時候了，如果依舊保持原有制度，而只是在制度框架內，一定程度補償弱勢群體的教育公平，很可能激發(fā)新的矛盾。

　　比如，國家推出的定向扶貧招生計劃，就是在現有高考制度框架下補償貧困地區(qū)的高考公平。這一制度確實增加了貧困地區(qū)的考生進重點學校的機會，然而，卻存在三方面問題：一是只有限補償了公平，高考的地區(qū)不公平問題依舊嚴重存在；二是對貧困地區(qū)的補償，并沒有真正全部補償到農村生、貧困生身上，相當部分補償名額到了當地城鎮(zhèn)學生身上——這是由高考“一張考卷”決定的，貧苦家庭學生和城市家庭學生，接受的教育有差距，可卻被要求同場競技，結果表面上很公平，而實質不公平；三是增加了農村生上名校的比例，但絕大多數學生還是只能進二本、三本、高職高專院校，如果大家都把只有上名校視為成功，那么，除了制造名校情結外，對我國教育的整體發(fā)展并無好處。

　　再比如，推進義務教育均衡，不少地方采取的做法，也只是盤活現有的資源，比如建名校集團，強校扶持弱校，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義務教育資源的配置模式。結果是，地區(qū)間、學校間的辦學條件差異有所縮小，但差距依舊存在，就好比以前生均成本最好的學校與最差學校之比為10∶1，現在變?yōu)?∶1，差距縮小了，但由于老百姓對不均衡更敏感，很可能仍不滿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政府部門采取的就近免試入學政策，某種程度進一步加劇了對不均衡的敏感程度，可能反過來抬高了不滿意比例。

　　補償公平，是一種恩賜心態(tài)，而打破所有制造不公平的制度，才是保障受教育者權利，消除特權的心態(tài)。拿高考公平說，制造不公平的制度，就包括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、高考按戶籍報名制度、高校分批次錄取制度、高等教育等級管理制度等等，逐一打破這些制度，要取消行政計劃審批權，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，取消高考錄取的一本、二本、三本分類等等，這背后都是行政權力和部門、高校利益。推進義務教育均衡也是如此，不應該在現有義務教育資源配置體系中，做一定的加減。換言之，實現公平的過程，就是約束權力的過程，因此這樣的公平不是靠行政權力恩賜，而是靠權利對權力的約束。

　　更確切地說，應該在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，對一系列事關教育公平的重大教育決策，進行充分的討論、審議，這些決策，就包括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，該撥多少、該怎么撥，而不是由政府部門說了算；義務教育均衡，該如何推進，不能拍腦袋決策，治理學校招生、學生擇校，卻不治理學校間實際上存在的辦學質量差異；高考制度改革該如何破局，不能總是在科目調整、分值調整上做換湯不換藥的折騰；異地高考開放，也不能就把開放的權限交給地方，并只在目前的戶籍報考規(guī)定上開一條口子。只有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，各方面的意見充分表達，才能取得廣泛的共識，并得到各方接受的方案。 (熊丙奇)